于冠深：盼年

小时候，最盼的是过年。一进了腊月门儿，就急于要看到年的面影似的，一次又一次地问母亲：“娘，到多咱才过年呀？”“快了。”母亲说道。有时，母亲在说了“快了”之后，还不免感叹：“觉着刚过了那个年似的，这不又过年了。”

母亲的感叹并不影响我一往情深地仍盼。一面盼，一面开始为过年做准备。就我而言，通常情况，最早的准备是埋天灯杆子。所谓天灯杆子，就是竖在当天井里，用来挂灯笼的高杆。杆子的顶端，绑上苍翠的柏树枝子。柏树枝上，再绑上个有类于风车的梢圈儿。梢圈儿的前端装有制钱，风一吹便哗哗作响地飞快旋转。腊月里的农家小院，原本是挺清冷挺萧条的，一经有天灯杆子竖立，年的氤氲便腾空而起且弥漫开来，令我兴奋不已，仿佛花团锦簇的新年，已然来到村头。

接下来是兴致勃勃地赶年集，仿佛年在集上——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年还真是就在集上。集上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。诸般物品，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玩儿的也好，以及只可言“请”的用以敬神驱鬼和供奉家堂的什么什么，不少都打上了“年”的印记，有了“年”的冠名：“’年’货”。熟人见面，总是差不多一样的问询：“置办得怎么样了？”“无尽无休呀，”说着，注目自己手里提着的猪头，或猪下水，或别的什么，“有了这个，嘿，齐了！”说罢，撒一串笑声在寒冷的空气里颤动，我的心也随之兴奋得一阵颤动。

有一年的年二十五县城大集，父亲领我走十五里路专为去买灯笼。左挑右选，方才买下做工较为精致的一个：崭新的白茬木框，四面镶着画有花枝的玻璃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父亲说道，当年姜太公八十岁了，在渭河上用直钩——钩而曰直，岂是钩哉，这也算父亲的一个创造——钓鱼，口中念念有词：钓钓钓，钓钓钓，大鱼不上钩，小鱼乱漂漂！结果周文王请他当了丞相，打下周朝的八百年江山。姜太公有封神的本事，权威极高就不用说了，所以后人就在天灯杆子上写下“太公在此”四字，大鬼小鬼就都被镇住了。于是我想，刚买的这个灯笼贵是贵点儿，但只有这样的灯笼，才对得起非同凡俗的姜太公老人家的凛凛威风。

在收成较好的年份，我于大年三十的上午忙着写春联。我是在八岁那年的春节开始写春联的。当我听父亲说要我一个小孩子写春联时，简直吓了一跳。我说我不会写。父亲对我大加鼓励，说是我会写大仿就会写春联，还让我自撰联语。字写得再差也可以比着葫芦画瓢，自撰联语就实在是赶鸭子上架了。父亲只好除发掘自己的记忆储存外，请人给撰了两副联语，拿回家让我写。请人撰的两副联语当中，我现在只记得一副：“忠厚仁义传家远，达理忍和快活多”。写到最后，自然还要给灶王爷写上一副：“上天去不过七日，回宫来又是一年”。更不忘写下“太公在此”四字，往天灯杆子上张贴。春联一贴到门上，红光闪闪，整个宅第焕然一新。傍晚时分，大人到老林上请过世的祖先回家来过年。此前，家堂或牌位已经挂好或写好，供品已经摆好，家堂或牌位上边挂了用黄表纸或一般的烧纸剪成的纸钱之类，将气氛烘托得庄严肃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是在大门外拦一根胳膊粗细的棍子，不知道用意何在，反正家家户户如此。

到此为止，在我看来，一切过年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完。从我盼年的角度而言，年已进了家门，接下来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了。

有一年，我刚跟小伙伴们一起跑全村拜年回来，就问母亲：“娘，什么时候再过年呀？”“这孩子，”母亲说道，“这个年还没过完哩，怎么就想着再过年了！”

时当大年初一早晨，这个年当然还没有过完，不过，像除夕的“烧厅”和初一五更头里的发马子等高潮已过，没有了太大的期盼，以致竟感到失落了。的确，就我的感受来说，年前的那种期盼，那种等待，特别是那种兴致勃勃的忙碌，就中蕴含着如花似锦的希冀，兴奋自不待言。高潮固然最为令人沉浸和迷醉，然则高潮总嫌短暂。而且正由于高潮的结束，造成了情感的落差，怅然若失就并不奇怪了。终于转而作想，毕竟年还没有过完，此后的剩余部分以至于尾声，无疑是更珍贵更应该珍惜了——甚至有点遗憾：此前一段，似乎过得有点儿过于粗疏和挥霍，没有更为加心用意地对待和体味每一个细节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一个家庭也好，一个村子也好，穷一些的也罢，富一些的也罢，大体而言，相对来说，忙年、过年的一段时间，总是弥漫着喜庆，欢乐，温馨，和谐的气氛。年复一年，我的一颗童心，每每糖块似的在其中融化，融化，融化，那种甜蜜的程度，诚可谓无与伦比且无以复加了。

过了农历的二月初二，年便彻底地过完了。竟然仍旧有着挽留的情愫。惟一的办法是不将天井里的天灯杆子刨走。在尔后的日子里，抬头仰望它那仍然翠绿的柏树枝，以及柏树枝上哗哗转动着的梢圈儿，仿佛还能看见正在日益远去的年的背影似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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